摘要：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自不必说，就连中原王朝也有着使用少数民族士兵的悠久历史，明末吴三桂手下的夷丁突骑，清末与八国联军敢打敢拼的甘军，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原王朝任用少数民族士兵，并非从汉代开始，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自不必说，就连中原王朝也有着使用少数民族士兵的悠久历史，明末吴三桂手下的夷丁突骑，清末与八国联军敢打敢拼的甘军，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中原王朝任用少数民族士兵，并非从汉代开始，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以当政时的“胡服骑射”政策闻名华夏，把方便的“裤子”带到了中原大地，改变了华夏区域战车为主的古老交战方式。赵武灵王不仅仅是引进胡服的穿戴和骑射技能的始作俑者，而且通过与中山、林胡、楼烦等政权交战时收编的俘虏，也直接编入己方阵营，跨入了“骑射”的时代。同时期的秦国和燕国由于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也需要不时面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挑战，也同样会把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士兵加强到本方阵营中。
汉代使用少数民族士兵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
早在楚汉相争时期，刘邦的军队中，就开始有了少数民族士兵的使用记录：
《史记·项羽本纪》：“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
楼烦是北狄的一支，也是广义上的胡人，从赵武灵王时代，就已经广募楼烦人作为赵国的雇佣军，赵国“胡服骑射”的推广与达成，离不开他们的骑射功夫传承。
除了西北地区的胡人，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士兵也被刘邦的汉军收入麾下：
《汉书·高帝记》：“汉四年八月，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
北貉也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在燕国的北方（东北方），《竹书纪年》里记载魏国就是效仿赵国穿着“貉服”，其实也就是“胡服”的意思。
史书中对少数民族士兵的记载大多有一个统一的称谓——“胡骑”，狄、戎、貉、貊梳理区分的并不够清晰，同“胡骑”一样，“胡貉”、“蛮貊”这些从战国时期延续下来的称呼往往都是泛称，并非指向某单一少数民族。
西汉建立的前期，少数民族不仅出现在楚汉相争的战场上，在与韩王信、陈豨的“内战”中，在白登之围等关键战役中，“胡骑”也都出现在了对手的阵营里，既如此，这种汉军与叛军的内战便增添了“胡骑内战”的双重内战效果。
西汉时期，“胡骑”的番号出现在了西汉的正规军中，在《汉书》的《汉书·表·百官公卿表上》纪录有“越骑校尉”这个军中官职，又有“胡骑校尉”一职，掌池阳胡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两地的胡骑，除此之外，还有“羌骑校尉”职位的设置。
不仅仅是在边关戍守，胡骑这种建制还长期出现在了首都地区卫戍部队的名录中，甚至做到“两宫卫将”，直接充当皇帝们的禁卫军。
说起“封狼居胥”一词，绝对令一代代中国军旅子弟热血沸腾、魂牵梦萦，在汉武大帝发起的这场对匈奴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大战中，霍去病将军奔赴狼居胥山，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庆祝汉军所取得的伟大历史功绩。
在元狩四年的这场盛宴中，霍去病所统帅的5万精锐骑兵的各路将领如复陆支、高不识、伊即靬、仆多、赵破奴等，却不乏匈奴背景，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所部士兵的主力，也是胡骑身份，在与匈奴左贤王的大战中，成为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性因素，身披汉军战甲的胡骑，在“封狼居胥”的历史性大场合下，也留下了属于他们个人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独有偶，李广利在远征匈奴时，所部士兵也有“属国两千胡骑”，而且他们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锐利兵锋下，对手“匈奴奔走，莫敢距敌”，足以证明他们的“内战内行”的职业作风与不留余地的职业操守。考虑到李广利后来投降了匈奴人，那么他的“属国两千胡骑”自然也是轻松地回归民族阵营，这种回归则完完全全体现出他们超越族群立场的职业精神。
两汉之际，使用少数民族士兵的事例比比皆是、史不绝书，东汉初年，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 吴汉手下就有“乌桓突骑三千余人”，少数民族士兵的强悍战斗力也让刘秀手下其他大将为之咂舌，羡慕的要死。
先合作、后反叛刘秀的彭宠也与匈奴人结成联盟，可以动用大量匈奴兵员；窦融手下不仅有匈奴兵，还有羌胡兵；隗嚣手下的兵员，羌、氐族士兵都不在少数之列。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东汉时期的少数民族士兵使用更加广泛，民族来源构成也更加多样化。
东汉时期的外战中，同样也有少数民族士兵的广泛运用，汉明帝时期征伐匈奴时，乌桓兵、鲜卑兵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等到抗击鲜卑时，又统率匈奴的休屠各部予以迎头痛击，调动少数民族士兵异地征战成为常态。
到了三国时期，董卓率领的西凉兵祸乱长安，后来又形成傕、汜之乱，成为除了黄巾军之外让东汉解体的致命助攻，而西凉兵的主要组成部分，正是来不及归心依附的羌胡士兵。《后汉书》说董卓“少游羌中，尽与其豪帅相结”，与羌族出身的豪强关系处理的相当不错，积累了强大的军事资本。东汉末年，吏治腐败，这些依附的羌人遭到官府的欺压、征召，作为羌胡兵员的他们，除了在战斗中敢打敢拼，在抢劫的过程中也绝不含糊，长安的落寞开局，有他们的很大“功劳”。
袁绍为什么敢于公开与权倾朝野的董卓撕破脸皮？也离不开少数民族士兵雇佣军的因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有袁绍与曹操的这样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
“绍（袁绍）与公（曹操）共起兵……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
这一段文字说明了戎狄兵员已是袁绍赖以仰仗的本钱，在袁绍打败公孙瓒之后，地盘包括汉末十三州里的幽、青、并、冀四州，尤其是这里面的幽州和并州，都是少数民族内附居住比较普遍的地区，不难从中征调异族士兵，作为夺取天下的雄厚资本。在袁绍参与围攻公孙瓒的各路联军中，被刘备的老同学、赵云的老上级、抗胡急先锋公孙瓒多年来欺压的喘不过气来的乌桓等北方各少数民族士兵，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孙瓒的老同学刘备在发家之时，也离不开少数民族士兵的帮衬，《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提到：
“袁绍攻公孙瓒，先主与田楷东屯齐。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谦遣使告急于田楷，楷与先主俱救之。时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
按照这种记载，“幽州乌丸杂胡骑”虽然不属于成建制的队伍，但至少已经在刘备的阵营中也发挥了作用，可见幽州、冀州的兵源里，少数民族士兵是主流组成部分。
到了三国后期，随着诸葛亮平定南中，为了避免南方割据势力死灰复燃，诸葛亮不惜本钱，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国腹地，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无当飞军的来历。
这支军队的成员大都身披铁甲，善于翻山越岭、长途奔袭，更善长使用弓弩和毒箭，他们举家搬迁到蜀国腹地以后，就成为蜀国的世代军户，也就是职业军人，在数度北伐曹魏的战争中都派上了用场。
与之针锋相对，曹魏集团对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打击和联合也都不遗余力，利用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加以离间、分化，以武力为后盾，以官位为诱饵，拉拢各部贵族实力派。对一些小型的部族，多采取先征服、后内迁的政策，把部众编为军队，为其四处出征，抵御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和蜀汉的进攻。
汉末各割据政权通过征伐和怀柔，引入的少数民族士兵，具有一定的雇佣军性质，挑动群众斗群众，带来了连年战乱和士兵牺牲，毫无疑问，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违背”了少数民族士兵的本意，违反了劳动人民的意志。但在客观上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程度，为后世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一些基础。
等到三国归晋后，统一的晋朝又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士兵及部族的管控力度，随着西晋时期“八王之乱”的上演，少数民族士兵被更广泛地运用于封建统治者内部的争权夺利，连年战争使得中原地带十室九空、人民流散，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真空地带，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的人口比例大为上升，而少数民族士兵在征战中又锻炼了战争能力，看准了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虚弱本质，由是开启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混乱时代。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此时的狼居胥山，已属远在天边的痴幻存在，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无法容纳一个安静的男耕女织的时代理想了。
参考资料：《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王子今著）
